【每日壹爆｜難民的日常】印度難民學廣東話融入土瓜灣 盼可留港工作：我想有神蹟

在香港，難民形象不是太好。南亞幫、假難民，他們好像不是善男信女。然而，在土瓜灣的重建區中，有一位來自印度的難民，他努力融入本地人的生活，甚至與這個舊而不老的小區街坊打成一片⋯⋯
這位印度難民名叫Kuldip Singh，被街坊稱為阿星。他來自印度旁遮普邦（Punjab）。香港人對這個印度邊境地區了解不多，但對於「包頭」的印度人來說，旁遮普是他們的宗教－錫克教的發源地，也是該教聖地－黃金寺之所在。這位阿星，也是一位錫克教徒。阿星以受宗教和政治迫害為由來港尋求庇護，但他對於自己的背景講述不多，只提及曾經在印度遭受聽命於某政黨的流氓襲擊至骨折。
四年前來港後，他一度在灣仔天橋底露宿，曾接受附近基督教會的救濟。他表示其實在香港有不少親戚，但即使遇到他們都只會打招呼，對方連住址都沒有告訴他。有一次他在灣仔錫克廟吃飯，他的親戚來到看到他，卻一聲不吭，不在意，更不擔心他的死活。採訪當日，阿星並未戴上特本（常見於錫克教徒身上的頭巾），只裹著簡便的頭巾。阿星的床頭放著一本印地語的聖經，是他日常讀物之一，但他卻不是基督徒：「我是錫克教徒，但我經常會去基督教會。我們在灣仔露宿時，有教會的人來給我們送餅乾和其他食物，為我們祈禱。我和他們保持聯絡，我有時候會去他們在銅鑼灣的教堂，也會去教會舉辦的難民廚房（Refugee Kitchen），去那邊煮食。」
對於香港和香港人，除了偶爾在巴士或地鐵上坐下來，有人不願意坐在他旁邊以外，阿星並不感受到特別大的歧視。至於自己以往的工作，阿星表示：「讀書我只讀到預科。我以前做過很多工作，會修理棉羊仔、冷氣機、大門，也當過木匠。如果我有香港身分證，我一定會工作，任何工作我都會嘗試。我希望有神蹟，改變香港政府的想法，讓我們在這裏工作。」一技之長因其難民身份而無從發揮，卻因此造就了他與住家樓下的社區組織－土家的緣份：「我家中有很多東西，我都會修理，譬如說那些架子，所以有時候會到土家借工具。他們對我很好，以前我家裏甚麼都沒有，他們就跟我說有甚麼需要就向他們提出。我初來乍到，沒有冰箱，就跟他們說。他們真的為我找了一個，很多人一起搬上來。他們有很多活動，例如新年慶祝會、燒烤會、聚餐等，全都很歡迎我。」為了跟香港的華人街坊順利溝通，阿星會定期去服務難民的機構上課學習廣東話：「我想跟本地華人聊天，所以我想要聽懂廣東話，但是我會講的不多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、多謝晒、早晨⋯⋯」
社區組織「土家」的成員吳煒彬說：「我跟阿星認識是因為土家。我們在土家相遇，他有時候會在土家門口或裏面逗留，跟街坊聊天。我本身沒有想主動認識他，因為我本身英文較差，但後來發現原來他的英文也不是特別好，用詞也沒有特別難，便開始多認識他一點。他有時候煮食會需要鹽、油之類，會來跟我們借，但借工具的時候比較多，因為他經常自己維修不同的用具。這裏的難民很多，因為單憑每月一千五百元的住屋津貼，在香港根本不可能租一個單位。這裏的租金便宜，所以難民們都會聚居於此。所以他們通常是兩個難民住在一起，可能族裔、語言都不同，溝通不了也有可能。我們經常會看到晚上他們圍在一起喝酒、聊天，但很少會看到他們有甚麼衝突、吵架。」
對於阿星的背景，阿彬也只略知一二，「他的故事可能太複雜，他不想提及吧，我們知道的很少。他在印度時是擔任冷氣技工的，雖然印度人很多都窮，有冷氣機的人不多。他最初來到香港的時候，第一刻是覺得怎麼香港那麼多冷氣機，『今鋪仲唔發達』？但因為他是難民，沒有香港身分證，不可以工作。這個他講出來以後我們都在笑，他自己都笑了很久。」阿彬續道：「他在土瓜灣，在土家這裏會接觸到很多不同的香港人，會跟我們一起學廣東話，我們會教他。有些小孩會跟他玩，教他講髒話。不是所有難民都會學廣東話的，但他是很主動，很有興趣學。」
對於坊間對難民的責難或誤解，阿彬強調：「新移民可以為香港付出，工作，但難民不可以，連義工都不能做。在香港的難民政策下，他們真的只能拿著ISS（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）的津貼生活。其實他很當然地很想留在家鄉，但一定有些原因才要跑來這裏當難民，要當酷刑聲請者。不要標籤他們，先嘗試了解一下他們為何到來吧。然後再想有甚麼方法跟他們一起生活，讓社區更和諧。」阿彬補充：「有部分新移民的行為讓我們感覺到他們沒有在融入香港社會。我覺得講家鄉話無所謂，潮州人講潮州話，也是只跟潮州人說。你在香港跟香港人也講普通話，還希望香港人跟你一起講普通話。相反地你會看到難民會講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會講『平啲得唔得』，他們會嘗試入鄉隨俗。」
採訪、撰文：梁浩維
攝錄：傅俊偉
協力：亦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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